三个刑期之和为最高，法官酌情取一个中间值。】
【比如我刚刚举的例子，法官裁判就是在六年八个月到十四年一个月之间，酌情决定被告人应当执行的刑期。】
【当然了，数罪并罚的内容不只是这么一点，只是我如果要给大家讲清楚的话，恐怕要一两节课吧。】
——
元朝位面。
“数罪……并罚？”廉希宪睁大了眼睛，听起来就是我们的律法规定中“数罪俱发”的情况，但是……
同样是一人犯数罪，古往今来各朝各代的规定都差不多，到了后世，却是完全不一样了。
《尚书·吕刑》中说：“下刑适重，上服。”
正义疏：“下刑适重者，谓一人之身，轻重二罪俱发，则以重罪而从上服，令之服上罪。”
汉律：“一人有数罪，以重者论之。”
唐律，宋律，乃至如今他们的元律，关于数罪俱发的规定同样是“数罪从重者论之”。
廉希宪道，“各朝各代的法律，都认为一个人犯了好几个罪，同时或先后被告发之后，应当按照判得最重的那个罪追究其责任。”
这种法律规定，自古以来。
它能被历朝历代的帝王和大臣们认可，自有其道理。
“可是在后世的法律规定中，”綦公直的眉头皱得很紧，“一人犯数罪，数罪同时或先后被发现，他们认为应当对每个罪都进行审判、量刑。”
这个很好理解。
后世的政府认为只要是犯罪，无论罪轻还是罪重、罪多还是罪少，都应当全部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他本心来说，很难判断哪个更好。
与古今倒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很单纯的，因为各有理由，且都说得通。
伯颜道，“但后世也并不是简单地将各个罪的刑期进行相加。”
姜海蓝解释得很清楚。
数罪中最高的刑期以上，总和刑期以下，由法官来取一个中间值。
相对来说，这已经算是给了优待。
张文谦道，“这就是先前有一位律师提到的‘罪刑法定’吧。”
无论是现在的“人治”，还是后世的“法治”，都不是简单、生硬地实行一罪一罚。
忽必烈坐在龙椅上，看着他的大臣们就现在的“数罪俱发”和后世的“数罪并罚”再次展开了激烈讨论。
这个引经据典，认为遵从古律，实行“数罪从重者论”；那个滔滔不绝，认为后世的各罪皆判刑但取中间值进行执行更为合适，更能发挥法律的惩戒作用；这个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但不适合现在，祖宗之法不可变；那个说你们这群老顽固，说着祖宗之法不可变，以后有人出海把土豆红薯带回来了你们不要吃；……
他们从一开始的镇定讨论，到言辞逐渐激烈，到冷嘲热讽、反唇相讥，到有人情不自禁动起手来……
忽必烈：“？？？”
他连忙叫人把打架的大臣拉开。
忽必烈扫过大臣们的目光很是冷峻，他道，“各位爱卿，朕在思考，要不要对我大元的律法进行修改，要不要采用后世‘数罪并罚’这一条……”
他和汉臣不一样，他对历朝历代的法律规定没有滤镜、没有感情。
他只想选择合适的。
所以……
忽必烈看着似乎还想吵架的大臣们，道，“各位爱卿给朕上道折子吧，让朕看看你们的想法。”
有想法的众大臣：“！！！”
作者有话要说：
[1]有一些问题本来应该是公诉人念完起诉人后“一对一”的时候，法官提问被告人，我前面没写，都写在这里。
举证质证之后，法官也可以向被告人提问核实问题
法庭辩论中如果发现有问题需要核实，也可以继续法庭调查
刑庭七
“……根据《刑法》三百五十八条之规定，组织卖y罪是指以招募、雇佣、引诱、容留等手段，纠集、控制多人从事卖y活动的行为。但被告人xxx并没有实施招募、雇佣、强迫、引诱等手段，更没有控制多人卖y。”
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律师看着笔记本电脑屏幕，从容地念着辩护词：“……被告人是否参与涉案卖y人员的管理或控制行为，具体表现为参与卖y场所的经营或管理，……；也可以表现为对卖y人员的直接管理，……”
“……被告人xxx在犯罪团伙中负责的是收款和签价格单，其没有在犯罪集团或者卖y场所进行组织或者管理活动，……故，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卖y罪，而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y罪。”
一位身着律师袍的女律师手里拿着几页辩护词，抑扬顿挫地发表着她的辩护意见，“……被告人xxx并没有实施组织卖y的故意，根据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与证人xxx、xx、xxx的证言，xxx向被告人租了房屋，给卖y人员从事卖y活动，且向女票客收取费用的也是xxx，被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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