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出站。老人、孩子、病人，优先到医疗点检查。所有人凭身份证明到登记处登记。登记后领取临时居住证，凭居住证到食堂用餐，到物资处领取冬衣和被褥。临时安置点已经准备好，热水、暖气、药品，都有。不要担心，都安排好了。”
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站在站台上，一动不动。工作人员走过去，问他需要什么。老头没说话，只是盯着头顶那盏明亮的电灯，盯着站台上那些穿灰色制服跑来跑去的人，盯着食堂那边冒出的热气。
他忽然蹲下来，捂着脸，肩膀一耸一耸地抖。
工作人员蹲在他旁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
“大爷，没事了。到了就没事了。起来吧，先喝口热汤。”
老头抬起头，满脸是泪。
他张了张嘴，说了句什么。
那是俄语。工作人员听不懂。但他看懂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。
那是庆幸。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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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十二时，满洲里火车站货场。
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
没有人群，只有货物。成堆的货物。粮食、冬装、药品、燃料、弹药、机械设备，用麻袋装着，用木箱钉着，用油布盖着，堆得像一座座小山。
装卸工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坎肩，喊着号子，把货物从列车上卸下来，又装上另一列。那列是往西开的，空车，去拉下一批人。
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人站在货场中央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不停地画着什么。他是货场调度，姓马，三十出头，嗓门大得吓人。
“三号吊车！三号吊车！往左，往左！对，就那儿！落！”
“五号货位！五号货位！粮食已经满了，往六号挪！六号还有空！”
“那批药品！对，就是那批！别跟粮食混放，放那边去，有棚子的那边！”
“西行列车什么时候到？两点？好！一点半之前把这些全装好，不能让人等车！”
他的嗓子已经哑了，但还是扯着喊。
旁边一个年轻人递过来一个茶缸，里面是热水。
“马调度，喝口水，歇口气。”
马调度接过来，一口气喝完，把茶缸往年轻人手里一塞，又扯起嗓子喊：
“七号！七号！注意安全！别砸着人！”
货场上，装卸工们汗流浃背。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他们的额头上却冒着热气。
一列西行的空车缓缓驶进货场。马调度看了一眼手表，十二点十分。
“快点！再快点！这批货一点半必须装完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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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三时，满洲里火车站，调度室。
刘大江还在接电话。他已经接了十一个小时的电话，嗓子完全哑了，只能用气声说话。但他的手还在记录，眼睛还在盯着那张图。
“对，第十八次列车，平民，约两千人。八点能到？好，进四号站台。通知医疗队，有病人。”
“日本人的军列？几点到？六点？好，进二号站台。告诉他们，只停二十分钟，补充煤水就走。不能耽误平民列车。”
“白俄的军官家属？跟平民一起走，别单独安排。对，一样待遇，不分等级。”
他放下电话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只闭了三秒，电话又响了。
他睁开眼，抓起听筒。
“满洲里调度室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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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六时，满洲里火车站，一号站台。
一列军列缓缓停靠。
车门打开，第一个被抬下来的，是一副担架。
担架上的人裹着脏污的军毯，只露出一张脸。
那张脸呈灰白色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开裂。
他的鼻子已重度冻伤。
担架从值岗的武警士兵面前经过时，那人睁开眼睛，看了他一眼。
那眼神空洞得可怕，像一具还没死透的尸体。
接着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
担架一具接一具被抬下来。有的缺了胳膊，断口处裹着浸透血迹的绷带。
有的双腿没了，裤腿空荡荡地垂着。
有的脸上缠满绷带，只露出两个黑洞般的眼眶。
有的不停地呻吟，有的毫无声息，有的在担架上抽搐，嘴里吐着白沫。
一个年轻的日本兵被人扶着走下火车。
他的左手缠着绷带，绷带已经被血和脓浸透，变成黑褐色。
他的右腿拖着走，每一步都艰难。
走到站台上时，他忽然弯下腰，剧烈地呕吐起来。
吐出来的不是食物，是黄绿色的胆汁。
旁边的工作人员想扶他，他摆摆手，继续吐，吐到整个人瘫软下去，被人架到旁边坐下。
另一个士兵被两个人架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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